（照片說明：德國莎盧森堡基金會於2012年支持出版的《歐洲危機下的政治罷工》一書，書中集結了對歐洲各國工會幹部分析政治罷工的訪談錄）
全球金融危機與歐洲政治罷工潮
政治罷工在歐洲並不是個陌生的名詞，從1980年代各國秉新自由主義策動各種勞動彈性化措施到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歐洲各國在許多工會組織率原本偏高的地區或產業一方面因產業外移、職務外包而被削弱力量，另一方面則因大量的失業與派遣工、定期契約 工湧現而一步步流失會員，工會受此重挫而更難以進行罷工，追求調薪等以勞動條件提高為目標的經濟性罷工頻率也隨之下降，但與此同時，另一個現象則是：政治 性罷工的行動數目一再增加，歐洲地中海沿岸各個國家在1980年到2008年間已發動過上百次的政治罷工。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洲各國政府迅速地推動財政緊縮政策，面對此一情勢，眾多歐洲國家工會發起了政治罷工作為阻擋的手段。這些政治罷工也被稱總罷工，也 就是由各國總工會聯合號召各產業的工人進行跨產職業的全國性的罷工，甚至團結至非工會的社運組織共同進行的罷工行動；在罷工目的上，這些總罷工行動不同於 經濟性罷工以某一產業或企業內的勞動條件改善為目標，例如提高工資與縮短工時等勞動條件的調整，而是以影響與改變政府決策為罷工目的——此處即是跟隨財政緊縮政策而來的各項決策，例如公部門繼續私有化、放鬆勞動法令限制（例如解僱保護法）、削減各項社會福利等。
2008年9月，義大利工會於率先發動了抗議緊縮政策的第一起政治罷工，西歐與南歐各國接續進行的政治罷工在2009年至少有4次、2010年至少有15次、2011年至少有10次，2012年迄9月止則至少有6次。在這36次的政治罷工中，希臘工會所發動的罷工最為頻繁(共16次)，另外有8次政治罷工在義大利進行、6次在法國進行，在葡萄牙則有3次、於西班牙2次，以及在比利時1次。歐洲各國雖然都處於此次金融危機的風暴圈中，但是不同的國家所臨的情勢與工會策略亦有所別。
政治罷工實現了什麼？-以希臘與西班牙為例
自2008年 金融危機後，希臘是歐洲各國中進行政治罷工最頻繁的國家，希臘的政治罷工主要為一天或二天的示威型總罷工，罷工的時間點則多選在國會議決財政緊縮政策的開 會期間，工會團結群眾的力量來展示對國家政策的反對聲浪，不過，這些罷工行動並沒有進一步升高到無限期的壓力型罷工，而是在一定時間內進行與結束，工會曾 部分封鎖國會或占領部會機關以對政府施壓。在西班牙，迄2012年底由聯合會總工會UGT與工會聯合會CC.O二大工會所組織的總罷工則有3次，西班牙工會聯合會CC.OO的工會幹部Nuria Montoya在2013年3月1日於德國舉辦的「罷工新策略」國際討論會中詳細地描述了於歐洲行動日(2012年11月14日)當天在西班牙的罷工經過：「總 罷工的日期一旦決定，在罷工前一日，工會就要到人潮聚集的各個場所進行宣傳，商場、醫院、學校或工廠等地都不能遺漏，所有的罷工準備工作也要在前一天完 成。到了罷工當日，行動劃分成上午與下午二部分，上午先進行總罷工，工會首先要封鎖報社，讓所有的報紙無法發行，其次再阻擋所有交通運輸工具的通行，讓工 人無法前往工作，接著再繼續封鎖銀行、超市等，目標在於癱瘓整個城市，讓城市變成『死城』！中午之後，工會接續舉行大型的示威遊行，上午未加入罷工的人們 也可以加入遊行，各個社運團體、失業者等都是我們號召合作的對象，當天在巴塞隆納有百萬人走上街頭，西班牙全國則有超過千萬人一起舉行示威遊行。」西班牙工會發動的總罷工次數雖然不若希臘頻繁，但工會在非罷工期間的動員組織工作未曾有所停歇，以便為下一波的罷工作好準備。
然而，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在希臘與西班牙並沒有因為罷工而有根本性的轉寰，不過，這並不代表這十數場的政治罷工毫無成果，自2009年至今，政治罷工的路線不但沒有被放棄，基層的人民力量在一連串的抗爭中反而更進一步活化了起來，新的工會組織接續出現，隱身在緊縮政策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也更進一步被揭露。希臘SMED工會代表Olga Karyoti在2012年5月由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主辦的「政治罷工」國際討論會議中提出了以下的例子：
第一、新的基層工會組織成立：例如2010年由各種文字工作者(包含翻譯員、編輯與文字校訂工作者等)所成立的小型工會SMED，這個年輕的工會有意識地與希臘政黨保持距離，避免政治力量介入而造成工會的官僚化以及與基層工人疏離的惡果。更值得注意的是，SMED的 會員很多是在家工作的「獨立工作者」，結果上即是這些工作者沒有勞動保護法令的適用、需自已付擔全額醫療社會保險，而且這些工作者分散在各個企業中而沒有 針對單一特定雇主進行調薪或改善福利等經濟罷工的可能性，新興的工會目標在於結合邊緣的勞工，與這些勞工在失效的經濟罷工之外共同尋找另外的出路，而走上 街頭參與政治罷工、要求國家扭轉勞動與經濟政策，就是這些勞工所能作出最直接且有力的回應。
第二、新的總工會組織出現與舊工會官僚對抗：1999年與希臘共產黨相近的工會共同組織了新的總工會PAME，2005年後希臘的極左派與無政府主者也組織新工會，這些新工會在2008年後對抗緊縮政策鬥爭中對傳統的希臘總工會GSEE施壓，甚至占頜GESS的工會大樓以要求GESS不得對國家社會保險改惡的政策妥協。此外，新的工會聯盟認為GESS是以「由上往下」非民主式的方式來號召總罷工，因此罷工雖然頻繁，但沒有辦法與基層力量結合以延續戰線，因此應予檢討而回歸到基層民主的組織動員方向。
第三、政治罷工目標的辯論與危機本質的釐清：在一連串的政治罷工中，新興的希臘工會聯盟認為GESS僅是在修正政府的緊縮政策，並沒有根本地挑戰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新的左派工會雖然持續參與GESS號召的罷工，但目標將朝向制度性的改革，而非緊縮政策的修正。同樣地，在西班牙的政治罷工行動中，巴斯克地區（Baskenland）的LAB工會也和希臘的新興工會提出相同的批判，認為這場政治罷工所要挑戰的是根本性的制度改變，而不是如同西班牙聯合會總工會UGT與工會聯合會CC.O般僅是求修正緊縮政策的細節，LAB工會也將此一訴求擴大到與左派政黨、社運團體的社會結盟中。
沒有政治罷工≠沒有危機！-德國工會缺席政治罷工的省思
與希臘或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相對，德國不僅從1980年以來未曾有過跨產業的政治罷工，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機後也沒有工會組織過政治罷工，在2012年11月14日的歐洲行動日前，德國各大工會持著「我們需要進行政治罷工嗎？」的遲疑態度，不少德國境內的居民則認為「德國都在幫其他國家紓困，罷工輪不到我們！」然而，歐洲各地烽火連天迄今未曾歇止的政治罷工也讓德國工會也不得轉而自問：「我們為什麼沒有發動政治罷工？」
二 次大戰後，現代的德國罷工法制要求罷工只能由工會來領導進行，而且需要以簽訂團體協約為罷工目標，且一旦簽訂團體協約，在協約存續期間需遵守「和平義務」 而不得罷工，工會縱使在和平義務終止後進行罷工也要注意不能過度侵害雇主的利益，致雇主在罷工結束後無法重振力量。在此法政策下，政治罷工在德國也被劃歸 到「非法行動」的範疇中。
不過，法制的束縛並非是德國沒有出現政治罷工的核心理由，根本性的問題在於工會在社會中的角色，易言之，二次戰後德國工會與雇主形成了一種社會夥伴關係，工會參與國家各種勞動政策的形成，對於既有的制度乃是採取談判與修正的立場。20世紀初在德國對政治罷工所進行的激烈辯論，以及二戰後德國工會曾經組織過的政治罷工（重要的如1952年為了爭取規範廠場中產業民主制度的《企業組織法》），這些採取政治罷工而進行的抗爭在德國已成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1980年後工會所號召的行動多是以限於特定產業、甚至企業之中，以政治訴求為主的行動則多是藉由工作時間以外的示威抗議來進行意見表達。
德國政府雖然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名為財政緊縮的經濟政策，但近年來延長退休年齡為67歲 的退休政策、外包工、定契約工與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的泛濫、低工資勞工人數的擴張與欠缺普遍性的基本工資所引起的工作貧窮問題，德國勞工與希臘、西班牙勞 工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且上述種種問題已非單一產業或單一企業中的勞資談判或議會遊說政治所能解決，事實上，團體協約談判已難以涵蓋勞工 面臨的所有問題。在其他國家紛紛以政治罷工來回應國家的經濟政策時，德國工會是否能再固守既有的團體協約談判鬥爭路線？或是需要開始尋找經濟罷工轉向為政 治罷工的的契機？這些問題在金融危機後打破了德國工會對於政治罷工問題的長期沈默，但討論至今工會仍未有明確的立場變化。
（照片說明：德國莎盧森堡基金會於2013年3月1日舉辦的《政治罷工》國際討論會，會中德國服務業工會代表提出用政治訴求重新動員工會會員的可能性。）
結語：對台灣的啟示
對 比於歐洲金融風暴對勞工帶來影響，台灣同樣面臨勞動彈性化、低工資、退休制度危機等問題，但長期以來台灣工會與勞工多選擇以示威遊行或集會的方式來表達訴 求，少有提升到以罷工為施壓手段的行動，政治性罷工更是未有所見，事實上，勞工是否要進行政治罷工並非是一國罷工法制是否容許的問題，而是勞工如何選擇回 應國家政策的手段，德國IG BAU工會的幹部也也表示：「對於政治罷工，我們所要進行不是法律詮釋的鬥爭，而是在現實中實踐政治罷工的動員以表述我們需要政治罷工的意志！」歐洲各國工會在危機中持續動員，在行動中更建立新的工會、新的鬥爭力量，這些在風暴中屹立不倒的工會行動實值得借鏡。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